網絡表情符號能否成為“呈堂證供”?

已有表情符號被寫入判決書 律師：很難成定案的直接證據 還要排除合理懷疑

日常生活中，大家網絡聊天會廣泛使用表情符號。但你發(fā)的每一個表情，或成“呈堂證供”。北京青年報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注意到，表情符號已經登上多地法院判決書，不僅有民事案件還有刑事案件，它們成為該案在判罰或定性時的一個輔助證據。不過專家也表示，鑒于表情符號含義的模糊性，如何解讀、認定網絡表情的含義，確實已經成為網絡時代司法者面臨的挑戰(zhàn)。

多名執(zhí)業(yè)律師告訴北青報記者，在法律實踐中，微信聊天記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，但網絡表情能否被作為“呈堂證供”要根據具體的案件并結合具體的案情而定。特別是刑事案件中，還要排除合理懷疑等。

案例

表情符號被犯罪分子當成“報賬符號 ”

在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(2019)粵03民終24500號民事判決書中，對一起涉及微信表情的合同糾紛案作出了判決。作為創(chuàng)作者的盧泓于2018年4月24日向深圳市道一影業(yè)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民發(fā)送其創(chuàng)作的歌詞。田民表明其在路上后，發(fā)送了微信表情符號。

最終該判決認定：“結合雙方的前后聊天內容，一審法院認為該微信表情符號并非是對盧泓歌詞的認可，而是屬于禮貌性回復，不能作為盧泓交付的歌詞符合訴爭合同約定的依據。”

在另一份民間借貸案的判決書中，貸款人張輝鋒給借款人閆浩發(fā)微信，羅列了后者的借款明細。閆浩則回了一個表情符號“OK”。這一表情符號在張輝鋒看來意味著認同，但閆浩稱：這個“OK”不是認可張輝鋒的微信內容。

安徽省太和縣人民法院(2020)皖1222民初3487號判決書認為：張輝鋒提交的微信記錄，沒有得到閆浩的明確認可，因而該微信內容不能作為后者尚欠張輝鋒相應金額的依據。

相對于上述兩份判決書中的微信表情，另一些表情的含義顯得較為模糊。如在一起房屋租賃糾紛案的判決書中，承租方租賃期滿后，面對出租方多次提醒、提出加租意愿，既不表示繼續(xù)承租，也不表示搬離案涉房產，只是回復了一個“太陽”的表情符號。在出租方看來，這個“太陽”的表情符號意味著對加租的認可。但承租方卻認為，這種認定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。

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最終支持出租方，認為應當認定承租方同意按照加租后的標準繼續(xù)承租。同時，判決承租方承擔租賃期滿后相應的房屋占有使用費。

不僅民事判決，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司法文書中，也出現了表情符號。浙江省杭州市中級法院 (2020)浙01刑終386號一份《祝志祥、鄧洪偉、彭奮等組織賣淫罪二審刑事裁定書》中寫道：“劉某等人在賣淫活動后多次向祝志祥的微信號發(fā)送微笑等表情符號用于報賬。”

爭議

表情符號含義模糊 具體認定面臨挑戰(zhàn)

作為研究網絡表情的學者，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、副院長胡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，隨著即時通訊軟件的普及，人們越來越多地用網絡表情來表達自己的態(tài)度，網絡表情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法庭上作為證據。

胡凌說，就國內的大多數案件而言，網絡表情通常只是作為輔助證據出現，并非占決定作用。不過，鑒于表情符號含義的模糊性，如何解讀、認定網絡表情的含義，確實已經成為網絡時代司法者面臨的挑戰(zhàn)。

中國法學會會員、律師葛樹春告訴北青報記者，在具體法律實踐中，網絡表情能否被作為“呈堂證供”要根據具體的案件并結合具體的案情而定。以微信為例，現代社會快節(jié)奏生活，很多人收到對方的消息之后往往沒有仔細看，但出于禮貌而用一個網絡表情作為回應，雙方一旦發(fā)生糾紛，一方拿出帶有網絡表情的聊天記錄作為核心證據，顯然不妥。

但舉證質證是雙方當事人的權利，一方用帶有網絡表情的聊天記錄作為證據進行舉證，另一方予以否認的，這時候將網絡表情作為證據的一方，就應該再用其他的證據加以佐證所主張的事實真實性，否則很難被稱為定案的直接證據。安徽省太和縣人民法院認定張輝鋒提交的微信記錄，沒有得到閆浩的明確認可就是最好的說明。

依據

僅憑網絡表情難以直接定案

葛樹春表示，僅憑網絡表情不能直接定案。在實踐中，倘若一方用帶有網絡表情的聊天記錄進行舉證甚至僅以此起訴被告，那么在沒有其他證據或者其他聊天記錄予以佐證的情況下，審判人員不能僅憑網絡表情斷案，否則就會給人一種審判人員存在“主觀臆斷性”的行為，甚至有靠猜測斷案的嫌疑。當然，在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中，不排除用暗號、暗語或者網絡表情當作接頭或者實施犯罪活動的行為，但是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，定罪量刑的事實更要有證據鏈加以證明，定案的證據必須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，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。很顯然，僅憑網絡表情一定不能直接定案。

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鄧千秋認為，通常情況下，表情符號需要跟語言表達相結合才能得出清晰的結論，單純某個表情符號是否構成確定的意思表示，需要結合當事人發(fā)送表情符號時的具體情境、社會約定俗成的慣例、當事人之間的交流習慣等，站在一般人的認知立場上作出謹慎判定。

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浩告訴北青報記者，司法實踐中，微信聊天記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。微信表情作為微信聊天記錄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獨立使用的，完結具體聊天記錄，放到具體聊天語境中認定。

根據《民事訴訟法》規(guī)定，證據包括電子數據。證據必須查證屬實，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。微信聊天記錄作為證據最重要的是三點，首先要看當事人舉示的證據是否為原件，如果僅僅是微信聊天記錄的截圖或者照片，在對方不認可的情況下，如果沒有其他輔證，其真實性就已經缺失。

其次，確定聊天記錄雙方特別是對方的身份，是否為對方當事人。這個過程并非想當然就可認定，比如該微信號是否明確在相關文書中;該微信號是否進行了實名認證、該微信號是否綁定了實名認證的手機號碼等等。

再次，要看聊天記錄的內容，要看該聊天記錄的形成或獲取是否合法。

建議

司法實踐中的判例性指示 讓表情包“類別化”

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、碩士生導師、北京市帥和律師事務所律師沈騰告訴北青報記者，原來的表情包都是泛娛樂化的東西，對聊天氛圍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但是隨著表情包功能深入，使用人將情緒和意思涵蓋其中的時候，表情包不單單是娛樂化的東西了，表情包已經成為人們表達內心的一種承認、放棄、變更、中立等評價方面的意思表示，參與到語言交流中了。作為語言交流的一部分，載入民事糾紛，甚至在刑事犯罪當中，作為證據的一部分，這種表情包還帶有一種動機性、主觀性、特征性等。

沈騰表示，表情包畢竟不是語言，它是一種語言文創(chuàng)，文化性是比較明顯的，透過文化性才能認知到它的意思。而文化性和(意思)性占據的比例也很不一樣，所以我們對它的判斷的標準也就不同?，F在表情包也沒有一個統(tǒng)一的標準，這就需要在司法實踐中，不斷有判例性的指示，讓表情包類別化或個別化地表示出準確意思。(本組文/本報記者 朱健勇 統(tǒng)籌/白龍)

關鍵詞： 呈堂證供 專家 表情符號 判決書